1942年10月，载着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经过浙江舟山东极附近海域时，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危急时刻，255名舟山渔民撑船入海，救下了384名战俘。

过去82年，这一历史鲜为人知。2014年，与韩寒合作《后会无期》时，制片人、导演方励第一次从东极岛渔民那里听说了附近海底沉船的故事，好奇心驱使他去查阅资料。2016年和2017年，方励带领专业团队进行两次搜寻，在偏离历史坐标36公里的海底找到并证实了“里斯本丸”的沉没以及真实历史坐标。

828个生命长眠于此。“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站在距离沉船坐标30米的海面上，一种强烈的情绪击中了方励，他决定用电影人的方法抢救这段历史。

历时8年，方励和他的团队辗转中、英、美、加、日多国，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参与电视台直播的方式，陆续找到380多位亲历者后代，还找到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亲历者——当年被渔民救起来的老兵威廉·班尼菲尔德。

通过亲历者、幸存者及遇难者后人的口述、录音、信件、照片等历史资料，由方励担任制片人及导演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拼凑出这段历史的原貌，讲述了那些藏在历史背后，一个个普通士兵和渔民的动人故事。

战争给人类带来无法磨灭的创伤，放大了人性的残酷与卑劣、英勇与崇高。9月5日，在《里斯本丸沉没》上海路演现场，方励向观众袒露心声，希望通过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告诉观众：“珍惜我们的亲人、家庭和所爱，人间的温情是特别宝贵的，拥有这种情感的机会也特别宝贵，就是和平。”

影片中的三位亲历者：参与营救的舟山渔民林阿根、米德尔塞克斯军团的威廉·班尼菲尔德、皇家苏格兰军团的丹尼斯·莫利，在2020年至2021年间离世。“我们都想争分夺秒地去完成，因为如果再晚5年、10年，这段历史可能就真的不存在了。”路演现场，影片出品人之一韩寒说。

《里斯本丸沉没》已于9月6日正式公映。影片最后一个画面，30°13′44.42″N，122°45′31.14″E慢慢浮现，逐渐清晰。“历史将记住这个坐标。”方励说。

绝境逢生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英军投降，香港沦陷。1942年9月底，日军将1816名英军战俘送上改装货轮“里斯本丸”，从香港出发，运往日本做劳工。战俘们挤在三个逼仄昏暗的货轮底舱里，伤病缠身，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由于船体没有任何战俘标识，行驶到舟山海域附近时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

里斯本丸即将沉没之际，日本海军舰队和运输船将里斯本丸上的部分日军转移，留下25名押送战俘的士兵和77名船员。从被击中到沉没的25个小时里，为防止战俘逃亡，日军将所有战俘封锁在船舱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战俘奋勇自救，破舱逃生。附近日军船只开始对他们进行扫射。有828位战俘或淹死、射杀，或被困未能逃生。

危难之际，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撑船入海开始营救。威廉·班尼菲尔德回忆中国渔船的拯救：“像一道光”。威廉从船舱中逃生后，遭日军扫射，拼命向外游，挣扎之际看到了中国渔民的小船，上船后，渔民削了一个白番薯给几天没有进食的他。他知道自己得救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营救遇难者需要极大勇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走访渔民后代过程中，方励了解到，林阿根的父亲在他13岁时出海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当他看到有人需要救援，便义无反顾地划向海中。

将这些战俘救上岸后，贫苦的渔民把家中本就不多的粮食和衣服都拿出来给战俘饱腹取暖，让他们到岛上的妈祖庙里休息，给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在战俘被救上岛的第二天，日军上岛搜人。战俘担心连累渔民，主动离开，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还给渔民。此外，还有三名会说中文的战俘在岛上一处隐蔽的洞中逃过了日军搜寻，后来在中方保护下几经辗转去往英国大使馆。

舟山渔民最终救起了384名战俘。“他们救下的人，远比他们以为的更多。”丹尼斯·莫利如此形容中国渔民的善行和义举。据莫利回忆，由于中国渔民的营救，原本打算将战俘尽数射杀的日军也开始停火救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暴行有了目击证人”。另一方面，得到营救的战俘在战后与家人团聚，背后也是数百个家庭希望和生命的延续。

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幸存者

在摄制组辗转多国的采访和拍摄当中，一方面慢慢拼凑完整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那些葬身海底的年轻人，永远无法回到故土与亲人团聚，给亲人留下无尽的思念。一些遇难者的子女，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个已满头白发的遇难者女儿说，没有人能够想象，缺失父亲的一生有多么痛苦。

摄制组搜集大量史料，通过亲历者口述，还原士兵们短暂一生中的人性光辉。一位上校在混乱时刻维持了秩序，使得船员尽可能地逃生；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中尉试图第一个出去和日军谈判，却遭到射杀；一个善良慷慨的士兵在身处险境时选择安抚那些因重伤无法逃生的战友，最后因照顾患有白喉的战友不幸离世。

《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一书作者，同时也是影片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告诉方励：“战争中的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幸存。”

面对镜头，莫利坦言，他不愿回忆那段历史，对他的子女都很少提及这段往事。他年事已高，已经认不出老照片上的战友，但战友的面容仍会不时闯入他的梦中。

一位幸存者的女儿回忆小时候，经常半夜被父亲的尖叫声惊醒：“他说，我是自由的，你们不能碰我。”很多幸存者一生都无法逃脱战争创伤，做出反复捶打脑袋这样的自残行为。

威廉是一位智慧风趣的老人，大多数时候，他总是表现出乐观的一面：“我不活在过去，我为未来而活。”但谈到战争时，他变得非常严肃，“战争无疑是一桩肮脏可怕的勾当”。

美国潜艇机械师加菲尔德在生前的一份录音中，表达了他的极度内疚与无尽悔恨。他说，他们并不知道这艘船上有盟军战俘，当时只是在执行扫除日军武装的任务。战后，加菲尔德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快退役。数年后，一次机缘，他与战俘幸存者相遇，相拥而泣。

方励几经辗转找到了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子女。他们告诉方励，父亲从未对他们袒露此事，他们也从不知道里斯本丸的存在。他们所知道的是，父亲被军事法庭判了7年，回家后终日抑郁寡言，每天抽几十根烟，有时叼着烟睡着，最后患肺癌去世。

爱成为战争中许多士兵的精神寄托，许多普通人的故事里，闪耀着珍贵的人性之光。一个士兵从烈火中抢救下妻子的相片，用镜片做成相框保存；在预感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回家时，22岁的士兵理查写信给5岁的弟弟，将母亲托付给他，这封迟到的信件一直被弟弟珍藏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在得知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一名英国士兵遇难后，中国香港女孩写信请求将抚恤金留给丈夫的母亲和姐姐。

方励今年70岁，他将《里斯本丸沉没》视为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尽管为了拍摄该片，他变卖了所有房产。路演现场，方励透露了如此执着的原因，他被这个历史故事中珍贵的亲情、友谊和爱情，以及渔民们奋不顾身的义举所打动，因此希望将这些人的故事分享给更多观众。

于方励个人而言，他的父亲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因此他非常清楚与亲人分离、长久等待和无尽思念有多么痛苦。2019年，方励邀请14位战俘后人来到中国，在距离沉船30米的海上，与他们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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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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